文字里潜藏的雷鸣：林贤治的隐微写作与出版史

四十年笔耕不辍，憧憬着自由跳舞的幸福

办公桌旁的林贤治

“伟大的灵魂啊，你找到了那词语/一个跨越海洋的鞠躬，向你/也向那熟睡在故土的易腐的部分/是你让聋哑的宇宙有了听说的能力。”

1998年，刚上大二的我，在南京的军俱书摊上看到了布罗茨基的这行诗句，它出自丛书“流亡者文丛”诗歌卷。这套丛书，透露出强烈的“异质”气息，书里不仅有马黛茶、潘趣酒这些异邦风物，还有科班城、巴塔哥尼亚高原、克里奥约白人这些古怪的名字，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流亡者为了真理和理想，反抗强权，远离故乡，流亡到远方的经历，以及心路历程。

书名旁边写着——主编：林贤治。

流亡者文丛全套共7本

这个名字在不少书友心目中成了一个暗号。二十多年来，我经常在看到某本神作时，翻看版权页，写着“编者：林贤治”；或者某本“气味相投”的好书上写着“作者：林贤治”。钱钟书曾说过：假如你吃了个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鸡蛋吃多了，那么那只“鸡”就不仅仅鸡蛋的供体，而是变成了精神哺育人。不断对上的暗号，也会增强产生读者与编著者精神上的血脉连结。

通过朋友添加林贤治老师微信后，我提出了采访要求，并在2025年5月利用途径广州的契机，去花城出版社拜访了林老师。

林贤治已在花城出版社工作了四十多年。退休后返聘回到“策划编辑室”，继续自己的编辑生涯。四十年间，他一直在纸上耕耘，上面的领导来来去去宛如走马灯，他一直在普通编辑的岗位上岿然不动。

书中的林贤治是一个斗士，严肃沉重，风骨铮铮。第一次微信聊天时，林贤治就坦陈，自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语带落寞。但见到林贤治后，发现本人很阳光，言笑晏晏，脚步轻快，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他的办公桌上堆叠着书籍和稿纸，却没有电脑，他仍然习惯于“爬格子”，用钢笔和稿纸一行行地书写那些大部头。

如同变戏法一般，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书，用不好懂的广东阳江普通话，开始讲述着人与书的故事。

一，临界出版

36年前的初夏，美学家高尔泰在一个雨夜离开任教的南京大学，取道香港，最终落脚美国。之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把当年在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死里逃生的经历记录下来，并在妻子浦小雨的帮助下，写成《寻找家园》一书。

花城版《寻找家园》

林贤治知道这部书稿在出版编辑徐晓手上，但在北京一直没法出版。便从徐晓手里要了过来，在花城出版社报了选题，没成想顺利通过了。

林贤治说书稿文字未做改动，只有一处“路过的火车的乘客都可以闻到尸臭味”，让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删去了。对此，他在被采访时深表遗憾。

书出版后震惊文坛。其后，夹边沟开始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当55万右派劫后余生归来，阴影渐渐散去、生活逐渐重建，很多人陆续写出自己的经历，《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生涯》《我的黑白人生》《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又见昨天》等一批回忆录在那个短暂的窗口期得见天日，也有更多没有获得出版机会的回忆录以“电子书”的形式在流传，反右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大饥荒展现在世人面前。

即便夹边沟劳改农场不是饿死情况最惨烈的，高尔泰的文字也是诸多回忆文字中最富表现力的。《寻找家园》我就是06年在电脑上看的电子版，《蓝皮袄》《没有地址的信》《杨子彬》《梦断桃源》等很多章节过目难忘。

当时广州媒体有《南方周末》《新周刊》《城市画报》《羊城晚报》……；出版社有花城出版社……加上广州流行音乐，原本相对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发育迟缓的岭南文化大放异彩，被认为得改开风气之先。《寻找家园》也成为花城出版社“勇闯禁区”的例证。

天津作家杨显惠重新采访了夹边沟右派中的幸存者，写出同样精彩的佳作《夹边沟纪事》。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是林贤治做编辑的，他把《夹边沟纪事》拿回花城出版社组合出版，读者和市场反响都很好。杨显惠又拿出一本《甘南纪事》。林贤治认为，《甘南纪事》没有前两本那么好，建议作者再多写几篇，汰选后再出，但因为作者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暂时不能继续写作，于是以三部曲面世。

《寻找家园》中删除的那句，让林贤治耿耿于怀，《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同样有两个情节很费思量。林贤治反复琢磨，最后就保留了一个：邻家的小姑娘来找玩伴一块去玩，推开门，没有人在家，叫了几声，没人回应。小姑娘看到灶台上的蒸汽呼呼往上冒，一下就饿了，壮着胆子想打开看看蒸的是什么。一掀开那口锅，结果看到两条辫子——蒸的就是她的那个玩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定西的饥饿惨状被杨显惠以冷静的白描呈现出来，纤毫毕现，寒毛直竖。

《寻找家园》花城版豆瓣评分9.3分；《夹边沟纪事》评分9.6分；《定西孤儿院纪事》评分9.5，皆被视为是神作。

57年反右对中国影响深远，而研究不足，林贤治有意出版更多的相关著作。作家尤凤伟生前曾围绕北大的反右历史写过一本书《中国1957》，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林贤治拿到花城出版后，不再重版了。林贤治重新报了一个书名《沧海客》，听起来像是一本武侠小说。内容原封不动，结果就顺利出版了。

之所以出版这类议题，首先是出于读书人的历史责任感，大约也因为林贤治在文革中有类似的遭际。

高中时他就写文章批判郭沫若的“投机主义”，认为郭对政治领袖的阿谀和吹捧太肉麻。四清运动后期，林贤治被同学告密，写“思想汇报”直至毕业。文革初期，风狂雨骤，林贤治又被揪出来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被揪斗了两天两夜。后来红卫兵运动兴起，不断有人被揪斗形成新的关注点，原本的“小邓拓”被放过了。

紧接着厄运连连，林贤治的父亲先后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一年多的时间被关押在一个叫“三结合”的监房里。那时，林贤治每隔三五天就要奔走于家与“三结合”之间，为父亲送钱送粮。有一次送粮晚了，连他本人也被抓去关起来，直到一周过后才被释放出来。

他曾写道：“屈辱的生存不是生存。”不过，那样的日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磨砺。因为思想言论问题被学校批判了一个半学期，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拿到。林贤治返回阳江农村务农，19岁就结婚了，妻子郑慧洁也是他高中同届同学。妻子一家受到的冲击更为惨烈，因为出身不好，她的父亲和两个哥哥被活活打死，并且死不见尸。“运动”中，只有妻子和她一个哥哥侥幸活下来。

正像他曾经写的那样：“历史的真实，常被掩埋在权力的灰烬之下；而记忆的责任，是点燃灰烬中的星火。”出于记忆的责任，他后来主编了一本关于“黑七类”子女的书《烙印》，迄今为止是中国唯一一本关于这个弱势群体的书，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黑七类”‌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特定群体的政治划分，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黑五类”的说法，为地富反坏右的总称）。毛主席当年给了这批人的子女一个定性：“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开放时代》杂志的一篇调查报告称，“黑五类”的子女涉及2亿多人，涵盖各行各业。有人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作家，也有很多籍籍无名的文盲。

因为出身“生而有罪”，他们一辈子带伤前行，并且因为父辈的连累而命运多舛。林贤治在序言中写道，“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

更可怕的是，受歧视的生活不可逆、贯穿一生。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

林贤治发现他所认识的众多“黑七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人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而且他们非常默契地长期集体沉默着。

林贤治多方约稿，撰稿的有胡风的女儿晓风、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学者孙郁、女作家赵园……，林贤治也邀请了《南方周末》夏榆等记者去给不能撰稿的人做口述。当时黑五类、黑七类子女这样的提法是不能出版的。林贤治将其改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回忆”，作为副题放在封面上，最终通过审查。在黑七类落实政策后的近30年后，这本书最终推出。林贤治曾在《纸上的声音》中写道：“历史的伤口若未被诚实清理，将永远在暗处溃烂。”而要疗愈，必须从正视历史的伤口和溃疡开始。

林贤治说他很少给人写序跋，但给田刚的鲁迅研究新书《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写了一篇序言。审查时被毙掉了，田刚自己印刷了一份序言夹在书里，动手粘贴上，送给林贤治作为纪念。

林贤治说自己编辑或者写的书，几乎没有不做删节的，44年的个人出版史就是带着镣铐跳舞的历史。他的出版常常处于临界状态。很多当年正式出版的书，如今无法再出了。林贤治对此深有体会：“最可笑是发表后又再版多次的，而今出版社仍得做削删的工作。

在林贤治所著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书中，他引用过一位苏联作家的话：“没得奖的作品比得奖得好；没出版的作品比出版的好；没写出来的比写出来的好”，然后林贤治语音略带激越地说：“这就是苏联文艺出版的现实啊……你以为那些得奖的是什么东西啊？好作品甚至连出版的机会都没有。”

在俄罗斯，二十世纪被称为写作和出版的死亡世纪。上世纪70年代在苏联，诞生了一种被叫做“萨米亚特”的地下出版。林贤治曾经编辑过一本书《地下》，记录呈现苏联东欧的“萨米亚特”现象。他还有一本随笔集《地下写作与秘密阅读》，在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十多年来出版过的一本本书，如同前行时手中高擎的一根根火把，让很多读者看清了过去的历史和脚下现实的路。

二，隐微写作

编辑是林贤治的日常工作，但是他说“主要精力与兴趣还在于写东西”。

二十来岁时，每当政治运动来临，宣传队工作队进驻村子，林家必定最先成为审视的对象，“惊恐、焦虑、屈辱和苦痛笼罩了每一个日子。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给我慰藉?谁能给我以生存的勇气，教我走人生的长途?”当时，林贤治通过阅读，重新认识了那个叫鲁迅的人。

他发现鲁迅的著作是一剂强力止痛药。在乡村寂静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林贤治一共写下十余篇论文:《鲁迅论秦始皇》、《鲁迅与瞿秋白》、《鲁迅论(水浒〉》、《鲁迅论写真实》……风雨如晦，前途不明，林贤治冒着风险写作，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公开发表，反而极力避免被人发现。一页写满后，他便把稿纸塞到木匠朋友为他的桌子特制的活动夹层里，那是他最早的“地下写作”。回忆这段时光时，他曾写道：“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鲁迅当年说他是戴枷锁跳舞，我却是在枷锁中静静地待着，想象当众跳舞的幸福。”

1974 年，很多文革期间停刊的报刊开始复刊。26岁的林贤治写了几首诗，经一位老乡、诗人关振东转给《广东文艺》杂志发表了，此后又发表了几首长诗。1981年，林贤治被借调到花城出版社，开启了他的编书匠生涯。

林贤治回忆录《青萝集》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因为一篇诗评，以及他作为《青年诗坛》编辑的“错误的”、“自由化的”编辑倾向，还有“提倡‘现代派’”，遭到作协召开会议批判，以及五篇见报文章的点名批判。非但自己准备出版的诗集《骆驼和星》被搁置，连工作也差点丢了。

也正因有了这场批判，才有了《人间鲁迅》的写作。《人间鲁迅》在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著作中杀出重围，不是用学术呈现鲁迅，而是用文学呈现。

写完《人间鲁迅》后，他一度想告别鲁迅，把搜集到的所有材料送给博物馆的朋友。但实际上，他的一生已经绕不开这座“圣山”了。

从鲁迅出发，林贤治的关注点延伸出两条线：一条线索是国外作家，托尔斯泰、尼采、卢森堡、阿伦特、奥威尔、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他们中有的人被视为“破坏者”，比如尼采、易卜生，从五四时期就成了中国青年的偶像；有些是异端和流亡者，坚持说真话，哪怕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他特别关注法国大革命、第三帝国、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觉得很有认识价值。

这些国外的幽灵基本出于同一个思想谱系，构成了一种“抵抗同盟”。这些思想史上闪亮的名字，让林贤治无限神往，用文字怀悼他们，其实就是在复活他们。

另一条线索是现代作家。从群星璀璨的五四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比如王实味、胡风等等。《人间鲁迅》《漂泊者萧红》《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巴金：激流一百年》……这些书写的背后，是林贤治想要通过一个个的“单点突破”，把人放在一个文化、文学的场里来讨论，写出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

比如《激流一百年》写巴金，抽丝剥茧勾勒出巴金精神世界的图景，尤其着墨于巴金的个人蜕变——一个无政府主义（安其那主义）者后来怎么变成领导者，而骨子里的“无政府”倾向又如何纠缠他一生。林贤治试图破解百年巴金之幽隐。而林贤治的写作本身，也同他出版的书一样，围绕着临界点跳舞，多用曲笔。

1999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北京文学》的女社长章德宁约林贤治写纪念五四的文章。四月份约的稿，林贤治以一天 5000 字的速度，半个月交出一篇8万多字的稿件。最后一晚一直写到夜里一点钟，才全部写完。天一亮，他去对面楼找同事把手写稿件打出，再火速传到北京。后来因故未能发表。

到了这一年的10月，湖南《书屋》的主编周实得知此文，打电话给林贤治，两人商定标题为《五四之魂》，在《书屋》分两期刊出。发表后，此长文得了《书屋》的年度奖，读者投票票数最高。这是他在2010年凭借《旷代的忧伤》获得曾号称“中国散文民间第一大奖”的“在场主义散文奖”首届大奖之外，得到了另外一个纯民间奖项。

德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提出“esoteric writing”（隐微写作或秘传写作）的概念，是指写作者将他们最想传达的意思，隐藏在表面文字之下与字里行间，作者既可以表达真实信仰，又无需公开挑战社会规范或冒着遭受迫害的风险。所以有些作家“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

林贤治说自己的写作方式就是隐微写作。他解释道：“隐微写作最典型的就是鲁迅，曲曲折折，不直接说话。但吞吞吐吐也能把话说完，这是鲁迅韧性战斗的一种风格。鲁迅是最好的老师。”他的多部随笔集都有“隐微写作”的部分。

近年来他正在酝酿写一本关于王实味的书。市面上有两三本王实味的传记，但写的多是王实味的个人经历，林贤治觉得文化内涵不够。

“王实味的问题为什么值得我们重视？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延安时期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林贤治认为王实味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原型。

1942年在整风中王实味受到批判，同年10月被开除党籍，并被关押。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被处决。1991年，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给出结论：对“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平反昭雪。

另外一个故事在林贤治心里酝酿已久，他一直想写一本关于索尔仁尼琴的非虚构小说，写索尔仁尼琴和《新世界》杂志主编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间的“量子纠缠”。1962年，索尔仁尼琴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稿至《新世界》，小说深得特瓦尔多夫斯基赏识，他通过关系，得到了赫鲁晓夫的亲笔批准，小说才得以发表。籍籍无名为劳狱与绝症折磨几死的索尔仁尼琴，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苏联文坛新星。

林贤治在不同的书中分别看到到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对同一事件的记述，能看出作为作家和编辑的两个人的关系很微妙。这激起了他的写作兴趣。

另一方面，之所以对这个题材感兴趣，也是因为它跟隐微写作和地下出版有关。还有一层原因，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富农的儿子，他隐瞒了成分，才逃过了肃反的绞刑架，但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即使这样的情况下，特瓦尔多夫斯基仍能不断发表索尔仁尼琴的禁书，让林贤治感慨良多。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传记《见证》，也是林贤治从“内部读物”中拿出来公开出版的。肖斯塔科维奇把他的行李箱、牙刷、衣物准备好了，夜晚待在楼梯角。如果被秘密警察带走，不致打扰到家人和邻居。

时刻准备着，内心深处做过最坏的打算。这种状态、这种这种恐惧与勇气交织的心情，林贤治说他感同身受，非常熟悉。

对于一直能写、能给出版发表，林贤治很感恩，“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层层包裹了之后才拿出去，遗憾不遗憾？我不觉得遗憾。这是时代给予我的，我的命运，就是一方面拒绝，一方面去接受。”

林贤治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道德洁癖，能不屈从于任何政治的、资本的、世俗的压力，揭示被掩盖的真相，为沉默者发声。他是我心目中当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他自己却说：“我自知是一个懦怯的人，因此永远不配成为我所认同，或我所定义的知识分子。”

三，不合时宜的人

读林贤治的文章，会经常发现，他对某些事物的批评，放在今天仍然适用，太阳底下无新事。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极力设法适应社会，从不要求社会适应我们；我们的所有个人为社会尽义务，从不要求社会为个人尽义务。所谓人权，本来是包含了社会的义务在内的。可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曾经强迫过社会就范呢”……他在质问在强大的结构性力量面前，个体如何能够保持独立、尊严和应有的权利？就像一位更夫，不断地在铁屋子之外奋力敲打出声响，试图惊醒沉睡和假寐的大多数。

今年的年轻人痛恨董小姐、蒋小姐这些门阀子女掌握更多资源，破坏规则。有人因此说出身论、门阀社会卷土重来，林贤治却说，“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特权社会，但特权制度由来已久，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吧。”早在延安时期，这种风气刚刚起来，王实味可谓见微知著，他的文章《野百合花》就是反对特权、反对官僚主义的，后来因此丧命。

林贤治沿着前人的道路继续前行，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合时宜者’，永远站在权力与市场的对面。”“不合时宜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林贤治认为这种自觉的使命感，始于五四。＂在中国，五四一代是知识分子初生的一代、崛起的一代。而那些年轻人的慷慨激烈、挥斥方遒，到了承平岁月，大部分销声匿迹。

林贤治在他文章中延续这种风骨，对虚假、平庸、矫饰不留情面地开炮。

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他称刘白羽、杨朔的散文是“盲目乐观的宣传说教”，张中行的散文体现出严重的“小民意识”，杨绛只是“寻找安全感”，王蒙“最大的艺术是调和的艺术”，贾平凹已是“不可能存在对抗的名士化了的专业作家”，张承志深怀“红卫兵情结”与强烈的“称霸意识和统一思想”，余秋雨则是沉溺在“死文化”中表现出“恶俗的才子气”……

尤其是对前文化部长王蒙的批判：“作为文学语言，王蒙缺乏必要的朴素、细致，和节奏变化；句中大量无意义的罗列，重复，拼凑，颠倒，拖沓，膨胀。如果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界限而谦卑地恪守，自觉接受艺术法度的制约，而不是劳师远征，必欲制造一种“无边的艺术”，以王蒙的文学才能，当会有另一番成就的吧？”

批评之所以尖锐，是因为林贤治坚持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刺痛时代的神经，而非粉饰太平。”

巴金晚年推出的《真话集》和《随想录》，林贤治的评价是：“巴金提倡说真话，这种真话用的是记叙文的方式，说的大抵是关于个人的事情,一点回忆，一点感悟。然而，即便如此，事情就已经闹得不得了了，发表时是曾经给开过“天窗”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巴金的真话之真有很高的程度，只是说明我们的程度更低，此前只是“文盲”，几十年盲人瞎马地过来罢了。萧乾也说是要说真话，但提出要修改巴金的“要说真话”的说法，加上“尽量”两个字，明显地后退了一步。”

在林贤治不断重复的说法之一，就是讲真话。面对历史，面对现实，说真话，不篡改不伪饰。

90年代，李泽厚和刘再复提出“告别革命”，把红卫兵和五四联系起来，反对激进主义，拥护改良。林贤治写了一本《革命寻思录》，为革命正名：

“我是喜欢斗争这个词，我们还不是那种政治清明、天下大同的时代，所以我们还是要斗争，你要挑战庞然大物，肯定是需要斗争的，有什么好避讳的？”

无论是告别革命，还是王蒙提出的“躲避崇高”，还是陈晓明提出的当代文学高潮论，林贤治公开写文章，表达反对。比如他说“不仅不是高潮，还是低潮。如果谈一个国族的文学，你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看，还很弱；同时不仅看那些作家写了什么，也要看他不写的部分，是在回避什么。”

就像是他在编辑岗位上坚如磐石，他的观点上承鲁迅，吸收国外“抵抗同盟”的思想，观点一直没有大的变动，而历史世事总在重复，40年来中国天翻地覆、日新月异，林贤治的稳定和不变显得不合时宜，反而成为小奇迹。

就像他一直拒绝学习使用电脑，这是他的又一个“不合时宜”。“我对电子产品相当陌生，无宁说相当抵触，或许说，有点反现代化的倾向吧。”至今，他仍然是几十年一贯制地拿钢笔在稿纸背面书写。他有时甚至认为，纯正的文学，是农业文明的孑遗，是个人用情感打磨的、缓慢进行的一种手艺活。始终“爬格子”，展现出一种质朴到近乎保守的性格。

“不合时宜”是一种自觉意识，是林贤治主动选择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精神状态。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便与另外的两种势力长期周旋：一是鲁迅说的“权势者”，一是数量庞大的保守民众，正如鲁迅所说，民众的罚恶之心有甚于暴君。在双重打击下，“不合时宜者”已日渐凋零。

林贤治似乎没有什么同气相投的同志。人际交往方面，他的策略是春秋战国时的“远交近攻”。远方散落着一些立场倾向比较一致的朋友，而在广州，能交往的朋友极少。这二十多年，他基本上不开会，也不参加宴会和吃饭喝茶的聚会。

之所以不觉得寂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从乡下来，很少社交，也讨厌社交。乡下人的生活大抵是本份的、独守的。被别的文化人认为＂不合群＂的生活方式，是他本来的方式、最为惬意的方式。故乡是他的精神之根，给了他一种皈依底层的爱，对于生为弱者的同情心，一种原始的正义感，平等意识，他说自己骨子里土气的东西很难被置换掉。

另一方面，他深知城市文化和“上流社会”的异化力量的强大，只好尽力保持警惕和抵抗。他觉得当下的文艺界很糟糕，觉得自己“置身边缘”没有什么不好。

尽管写了很多国外的思想家和作家，但那些名人的故居他并未到访过，也没去过他所关注的国家和城市。他说自己不会出国或者国外定居。也不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因为写过胡风、遇罗克和《五四之魂》，国外不同大报的记者前后多次想要采访他。但境外的采访他一律拒绝。记者再争取，他就告诉对方自己的普通话不好，算了。

一位老编辑的办公桌，没有电脑

写稿至今依然手写

如今林贤治的生活特别规律：上午11点左右起床，下午4点钟步行20分钟来到编辑室，工作到晚上8点多，步行回家后继续读书、写作至凌晨3、4点。他说：“写作可能是最好的保养方式，它会把整个人的记忆、理智、意志和力量动员起来，回归自我而忘却一切烦忧。”

林贤治19岁时就结婚了，再过两年就是他和郑慧洁60周年钻石婚的纪念日。对于任何庆祝，他说他从不考虑那么远，只考虑今天做什么。他也没有像一些名人那样，早早构思好自己的墓志铭，给自己的人生加上一个结论。

尽管批评了很多名家，但林贤治也不断向人推荐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家，写出《大地上的事情》的苇岸、写《身后的田野》的一平、写《成年礼》的筱敏都是他所欣赏的。

苇岸生前两人从未见过面。苇岸去世后，林贤治为他的文集作了序。发现一平文章好后，林贤治请苇岸把他的多篇散文寄过来，编辑成书出版。书出多年后，才偶然在北京认识。筱敏是“流亡者文丛”中《我们的时代》两卷的编辑，和林贤治是多年朋友。“筱敏比我小七八岁吧，跟她大概每两年见一次面，我这里出一些书，要给她看看，就约她就过来喝杯茶。”

总有人拒绝与权力、市场以及庸常的世故和解，这并非孤芳自赏，而是敬惜时间，他们更希望以文字为砝码，为历史的天平增添一份来自边缘、闪耀孤光的重量。